鸠摩罗什及其佛经翻译

鸠摩罗什在中国佛经翻译史上享有极高的盛誉，被梁启超称为“译界第一流宗匠”的鸠摩罗什在众多佛经译者中赫赫有名，他所翻译的佛经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传播，他的佛经翻译理论与实践对我国古代翻译理论及汉语言文学等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引言

中国的佛经翻译时代始于东汉末止于北宋仁宗景四年译场停顿，在此期间，大规模的佛经翻译活动随着佛教传人中国逐渐发展起来。在悠久的佛经翻译史上，出现了许多佛经翻译大家，其中鸠摩罗什、真谛、玄奘及不空被誉为“佛教四大译经家”，他们的译作和翻译思想对中国的翻译史乃至社会文化各个方面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而被梁启超称为“译界第一流宗匠”鸠摩罗什，他新颖独特的翻译理论、认真严谨的翻译态度、规模浩大的佛经译场及其经典流行的佛经译本使其在中国的佛经翻译史上享有极高的盛誉，并对六朝时期中国佛学的发展与隋唐时期佛教宗派的形成意义重大。

二、鸠摩罗什的生平

鸠摩罗什(343 -413)，略称“罗什”或“什”，意译“童寿”。祖籍天竺(古印度)，生于西域龟兹国(今新疆库车)。其祖先在古印度“家世相国”，而他的父亲却“辞避出家，东度葱岭”，之后其母也带着九岁的他到当时小乘佛教的中心厨宾国(今克什米尔)出家，师从头大多法师，学习小乘佛教。在莎车国，罗什遇到了该国的王子须利耶苏摩，开始改学大乘佛教。罗什年幼时天资聪慧，七岁就能“从师受经，日育千偈，偈有三十二字，凡三万二千言。诵《毗昙》既过，师受其义，即日通达，无幽不畅。”在他十三岁与母亲回龟兹的路上有很多国家想要重用他，可见罗什当时已经有很有声望了。二十岁就开始广收门徒，宣讲大乘佛教。

前秦的佛教高僧释道安“闻罗什在西域，思共讲习微言”劝苻坚恭迎罗什。于是公元385年，苻坚派吕光消灭龟兹并劫持鸠摩罗什。听闻苻坚已经被杀害，吕光便在凉州称王，罗什因此在凉州生活了十五六年。再次期间，因为吕光父子并不信奉佛教，鸠摩罗什便熟悉和掌握汉语的用法，为以后翻译佛经创造了条件。

后秦弘始三年(公元401年)姚兴遣使迎接罗什，到达当时传教译经的中心长安，罗什开始进行翻译佛经，组织并主持译场，门徒有八百余人，佛学达到了高峰时期。此后十余年间，罗什悉心从事译经和讲经。据《开元释教录》记载，罗什共翻译佛经74部，共384卷，现存39部，313卷。直至后秦弘始十五年(公元413年)八月，罗什圆寂于长安，终年七十一岁。

三、鸠摩罗什的翻译思想

鸠摩罗什之前的佛经译作多是由来自不懂中文的外国僧人或不懂梵语的中国僧人完成，他们翻译的佛经大都晦涩难懂、词不达意甚至与原文意思相反。鸠摩罗什之前的译经者往往用唯心主义的方式去理解佛经，常用玄学名词来翻译佛经中的概念，这就是所谓的“格义”。例如，用中国的“五行”来解释印度的“四大”(地水火风)，用道教的“无”来表达印度佛教的“空”。这种翻译方法不能忠实于原文，同时也失去了原文的异域色彩，译文显得枯燥无味。此外，罗什之前的佛经翻译多采用直译的方法。如道安曾提出著名的“五失本，三不易”理论，主张质直求真，强调译文为忠于原文不应删减原文的内容，只调整词序即可。由于道安不懂梵文，他是通过异域僧人的口授来理解佛教经文的，而且当时的佛经仅流传于僧人间，对语言文字要求不高，因此道安以朴拙作为译经的标准，采用直译法。

罗什精通汉语和梵语，翻译技巧娴熟，他发现了前人译文“多滞文格义，不与胡本相应”的问题，因此他完全摒弃“格义”，采取意译法翻译佛经。他主张在不违背原文的前提下，译文无需复制原文的形式，加上受到当时追求华丽辞藻风气的影响，罗什追求“依实出华”，”辞质文雅，行文要清丽欣畅”，译经中“文”和“质”并重，行文简洁流畅，优雅准确。罗什也考虑到了读者的接受能力，尽量采用复合汉语表达习惯的简洁精炼的文字，同时保留异域的情趣使读者易于理解和接受。罗什在译经时不拘泥于原文的形式，删掉了很多原文反复重复的内容，尽量突显原文的.文体风格，因此赞宁对其译文评价为“有天然西域之语趣”。

四、鸠摩罗什的翻译特色

(一)“文”“质”结合，保留原作文体风格

中国佛经翻译的两个主要方法是“文”与“质”，“质”既质直，也就是直译，而“文”则是意译。译经过于“质朴”和过于“文丽”都会影响佛经要义的传达，但是“质”和“文”并不是对立的，因此虽然鸠摩罗什的翻译倾向于意译，但是其翻译技巧娴熟，能够很好地将“文”和“质”统一，既不过于“质朴”也不过于“文丽”。他认为，佛经翻译在达旨的同时语言表达要简洁优美并且符合汉语读者的言语习惯，使佛教徒更好的理解和接受译经。罗什曾与僧睿讨论西方辞体时，说道：“天竺国，必有赞德见佛之仪，以歌叹为尊。经中偈颂，皆其式也。但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哕也。”这就是说，西域梵文经文辞体华美，可作歌词吟唱，但被译为汉语后，虽然能保存原文大意，却与原文的文体大相径庭，失去了原文语言的美感。罗什门下四大名僧之一僧肇在《百论序》中提到：“与什考校正本，陶练覆疏，务存论旨，使质而不野，简而必诣”。由此可见，鸠摩罗什力求译经忠实于原文的同时，保留原文的异域语趣并采用符合汉语习惯的简洁精炼的文字表达进行传译。他有许多经典译作，其中《金刚经》以及《法华经》影响最大，他的译本文字精练，富有文采，可读性强，在文学境界上，是后来玄奘等译者无法超越的。

(二)音译专有名词，增添异域情趣

在鸠摩罗什之前，译经者经常采用“格义”的方法翻译佛学概念，导致译文晦涩难懂，罗什完全摒弃了“格义”的方法，对于佛学中的专有名词、专用术语及在汉语中难以找到对应表达的梵文词汇，他都采用音译法，并力求统一译名，避免一词多义的现象，使译文忠于原作，易于读者理解，同时也保留了异域文化色彩，增添了文字的美感。如在《金刚经》的原文本中称呼释迦牟尼的词语很多，罗什将其统一翻译为“世尊”和“佛”。又如“菩萨”、“欢喜”、“神通”、“清净”、“极乐”、“菩提”、“舍利”、“罗刹”、“涅槃”等词，都是罗什根据原作创立和音译出来的。这些音译词翻译了佛教概念并体现佛经翻译的新思想，在其流传的过程中丰富了汉语词汇，使译经更加忠实于原作，避免了读者理解上的分歧，增添了异国色彩，增强了译文的可读性。

(三)态度严谨，下笔慎重

罗什在翻译佛经时，先将梵文经文口译成汉语，讲出义旨，经过译场中几百个人详细商讨并对照旧译后，才形成初稿。然后再讨论校正、复校，确定用字准确，行文流畅，才作定本。罗什本人对翻译工作认真负责，加上译场中有僧睿、僧肇等名僧相助，出现不同的观点和意见时，众人辩论商榷，“详其义旨，审其文中，然后书之”。正如他在翻译《十住经》时，“一月余日，疑难犹豫，沿未操笔”。直到与他的老师佛陀耶舍商讨并理解经义后，才开始动笔翻译。

梵经中咏叹吟唱的部分较多，大多重复，若全部将其译为汉语则显得繁重哕唆，为了使佛教信徒更容易理解和接受译经的内容，有助于讲经、读经和诵经，罗什删去了梵经中重复繁重的内容，使译经更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及音律特点。胡适曾说到：“后人讥罗什译经颇多删节，殊不知我们正惜他删节的太少。印度人著书最多繁复，正要有识者痛加删节，方才可读。”然而，“什译虽多剪裁，还极矜慎”，据僧睿记载，罗什译《大品般若》时“手执梵本……口宣秦言。两释异音，交辩文旨。…….与诸宿旧五百余人，详其义旨。审其文中，然后书之。……胡音失者，正之以天竺;秦言谬者，定之以字义。不可变者，即而书之。故异名斌然，梵音殆半。斯实匠者之公谨，笔受之重慎也”。由此可见，罗什对待译经工作认真严谨，经过反复的商讨和对比梵文原作和汉语表达后才作出删减的决策。

罗什发现以前的经译存在“义多纰缪，皆由先度失旨，不与胡本相应”的问题，因此他对一些佛经进行了重译。虽然从道安开始重译旧的译经，但罗什精通梵语，又懂汉语，因此他能更准确地发现旧译中的纰缪，再加上僧睿、僧佑、僧肇等人辅助其翻译及校正，保证了罗什重译旧经的质量。此外，为了对所译佛经负责，罗什是中国翻译史上第一个提出译者署名的译者。

(四)组织译场，分工负责

最初的佛经翻译是私人活动，一般由来自异域的僧人背诵佛经，译者将经文口译为汉语，另外一人把译成的汉语经文记录下来，最后进行修改。罗什被姚兴接至长安后，开始组织译场，参加翻译的人数大量增加，而且分工明细。例如，翻译《大智度轮》时，有五百人参与;《思益经》的翻译则有两千余人参加。其中，一大部分人是来听经义，参加辩论的。除了译主口译经文外，其他程序可由多个人共同完成，整个翻译程序则包括口译、记录、考正和校对等。经过集体商议和讨论，所译佛经的质量有了很大的提高。因此，有人认为，罗什的译经，不论在技巧的熟练运用方面，还是在内容的正确方面，都是前所未有的，可以说开辟了中国译经史上的一个新纪元。

五、结束语

虽然罗什的佛经翻译思想并未形成一个完整的翻译体系，但是却涉及到翻译方法、文体翻译、专有名词音译、重译甚至翻译教学等多方面。他严谨认真，一丝不苟的翻译态度也为后世的译者树立了榜样。从罗什开始，佛经翻译的方法从直译法变为意译法，佛经翻译的形式从私人活动转变为集体活动，大大提高了译经的质量，使译经更加忠实于原文并易于传诵。他运用意译法译出的佛典如《金刚经》《大庄严论经》、《法华经》、《维摩经》等可以堪称佛教文学的杰作，至今还广为流传，极大影响了我国翻译文学。梁启超评价说：“自罗什诸经论处，然后我国之翻译文学，完全成立。”罗什在译经中创造的双音词、音译词、四字句和五子句丰富了汉语的词汇以及人们的想象世界.进而改变了民族传统的思维方式。因此，在佛经翻译史、佛教的发展史甚至中国文学史上，鸠摩罗什的影响都是不容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