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鉴赏

王维《伊州歌》赏析

清风明月苦相思，荡子从戎十载余。

征人去日殷勤嘱，归雁来时数附书。

“伊州”为曲调名。王维的这首绝句是当时梨园传唱的名歌，语言平易可亲，意思显豁好懂，写来似不经意。这是艺术上臻于化工、得鱼忘筌的表现。

“清风明月”两句，展现出一位女子在秋夜里苦苦思念远征丈夫的情景。它的字句使人想起古诗人笔下“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盈盈楼上女，皎皎当窗牖。……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的意境。这里虽不是春朝，却是同样美好的一个秋晚，一个“清风明月”的良宵。虽是良宵美景，然而“十分好月，不照人圆”，给独处人儿更添凄苦。这种借风月以写离思的手法，古典诗词中并不少见，王昌龄诗云：“送君归去愁不尽，可惜又度凉风天。”到柳永词则更有拓展：“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意味虽然彼此相近，但“可惜”的意思、“良辰好景虚设”等等意思，在王维诗中表现更为蕴藉不露。

“一日不见，如三秋兮”，何况一别就是十来年，“相思”怎得不“苦”？但诗中女子的苦衷远不止此。

后两句运用逆挽（即叙事体裁中的“倒叙”）手法，引导读者随女主人公的回忆，重睹发生在十年前一幕动人的生活戏剧。也许是在一个长亭前，那送行女子对即将入伍的丈夫说不出更多的话，千言万语化成一句叮咛：“当大雁南归时，书信可要多多地寄啊。”嘱是“殷勤嘱”，要求是“数（多多）附书”，足见她怎样地盼望期待了。这一逆挽使读者的想象在更广远的时空驰骋，对“苦相思”三字的体味更加深细了。

这两句不单纯是个送别场面，字里行间回荡着更丰饶的弦外之音。特别把“归雁来时数附书”的旧话重提，大有文章。那征夫去后是否频有家书寄内，以慰寂寥呢？恐怕未必。邮递条件远不那么便利；最初几年音信自然多一些，往后就难说了。久不写信，即使提笔，反有不知从何说起之感，干脆不写的情况也是有的。至于意外的情况就更难说了。总之，那女子旧事重提，不为无因。“苦相思”三字，尽有不同寻俗的具体内容，耐人玩索。

进一步，还可比较类似诗句，岑参《玉关寄长安主簿》：“东去长安万里余，故人何惜一行书”，张旭《春草》：“情知海上三年别，不寄云间一纸书”。岑、张句一样道出亲友音书断绝的怨苦心情，但都说得直截了当。而王维句却有一个回旋，只提叮咛附书之事，音书阻绝的意思表达得相当曲折，怨意自隐然不露，尤有含蓄之妙。

此诗艺术构思的巧妙，主要表现在“逆挽”的妙用。然而，读者只觉其平易亲切，毫不着意，娓娓动人。这正是诗艺炉火纯青的表现。

岑参《虢州后亭送李判官使赴晋绛得秋字》赏析

西原驿路挂城头，客散江亭雨未收。

君去试看汾水上，白云犹似汉时秋？

要读懂这首七绝，至少要扫除两重障碍。其一，是诗的写作年代及其时代背景；其二，是判断最后一句话的语气。

看题目，自然是送行之作。当时的虢州城，大抵依山建筑。西原是城外一个地方。北出黄河的驿路是由城外绕山而去的。所以诗的开头，才有“西原驿路挂城头”的话。此句骤看是写景，城堞现出了一角，远处有重重叠叠的山，驿路在山上穿行，看来就象挂在城头似的；其实又是在叙事，点出送行题目。再把这第一句和次句连起来读，还可以看到一个雨中送客的场景。除了城堞耸峙，远山一抹，驿路蜿蜓之外，江边还有送客亭；雨景中又仿佛可以看见行人上路，主人殷殷相送。纯然以写景来叙事达情，却又达到情景交融的艺术效果，这是作者在摄取、提炼、表现三方面都下了力量的最好说明。

然而，这首诗不能看作是一般的送客应酬之作，诗人在诗中倾注的思想感情，要比单纯的送别友人深广得多。岑参是于乾元二年（759）至上元二年（761）出任虢州长史的，那时安史之乱还没有结束。由于战乱，国土破碎，人民罹难，诗人亲眼见到过的`开元盛世景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就在这样的背景上面，我们看到诗人感慨遥深地写下了这两句话：“君去试看汾水上，白云犹似汉时秋？”话里隐藏着一段典故：有一年，汉武帝刘彻到河东（今山西地区）去，祭了后土之神，又坐船在汾水上游览、饮宴，高兴起来，做了一首《秋风辞》。有“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的话。汉武帝在位五十多年，是汉朝的鼎盛时期，而唐朝从贞观到开元一百多年间，国力之盛，比起汉武帝时有过之而无不及。安史之乱一来，却突然落得如此可悲的局面，诗人自然是不能不有所感触的。恰好李判官要到晋绛去，诗人于是含蓄地向朋友提出这样的探问：“李判官呵！你到汾水上的时候，看看那里的云光山色，可还象汉武帝那个时代那样雄伟壮丽么？”很明显，隐藏在这两句话后面的，是诗人对于唐帝国衰落的深沉的叹息。汉武帝的豪情胜概已经不可再见了，唐帝国的声威功业难道也是这样结束了吗？一种对国家命运深切关怀的激情，在诗人胸中荡漾。有了这两句，就给这首送行诗平添许多光彩，我们喜爱它，就不仅仅因为它在艺术上的成就了。

陈子昂《登幽州台歌》赏析

悲剧意识的觉醒与精神家园的积淀

———陈子昂《登幽州台歌》

陈子昂是初唐提倡风雅，进行文风改革的重要诗人，而他最为人们熟悉的是《登幽州台歌》。当时，陈子昂随武攸宜征契丹，由于武攸宜不谙军事，他曾屡次进谏，不被采纳，致使屡屡失利，他心情颇为抑郁，想起当年燕昭王高筑黄金台招贤纳士的往事，感慨自己怀才不遇，壮志难酬（参照《蓟丘览古》七首可知），于是吊古伤怀，而有此诗：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一般的读者很少会知道到此诗写作的“时代背景”，但还是一读之下，便被感动，这说明其中肯定有超越时代的东西，而不受时空的拘囿正是真正的艺术品的根本特征。实际上，在很多情况下，当我们弄清了某某作品的“时代背景”时，对它的感受反而减淡了许多，因为我们通行的“时代背景”解读法限制了人的超时空的审美想像。

从超越时空的意义上看，《登幽州台歌》已经超出了原有的怀古意义，而是表达了深沉的悲剧意识，从中透显出了人的“觉醒”：当你独立于天地之间、直视生存真相的时候，就会突然发现，你正处于空虚与惶恐之中，你会询问自己的价值与意义何在！“古人”和“来者”似乎皆不足为凭，过去和未来也似乎难以为据。那么，人难道就在这种困境中绝望了吗？不，个人也许已经没有希望了，但“悠悠”的天道却是永恒的。只要你将有限的生命融入到无限的天道中，你就会在“悠悠”的天道中获得永恒。这是中国主流文化———包括儒家文化与道家文化———的共同特征，儒家文化强调个人要在向社会集体、道德本体、永恒天道的融入中获得意义，道家文化强调个人要在向自然本体的融入中获得意义。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正与传统文化的底蕴相吻合，与民族文化的深层心理结构相吻合。《登幽州台歌》同时还表现了中国人的“觉醒”方式。中国人的“觉醒”是从对自己价值依据的追询开始的，只有走过了“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心灵历程，人的“觉醒”意识才开始萌生。接下来的“涕下”不是哀伤和悲痛，而是觉悟了“天地之悠悠”———价值依据———之后的感动，同时也是对人生悲剧真相的审美认同。这种感受，相对于六朝人来讲，昭示着初唐时期的一种新的人格的降临；相对于中国人来讲，任何时候都应该会引起内心的感动。每一次吟诵，都会使人产生一次思考价值、追询价值、确立价值的冲动和渴望，中国人的价值感便是在这种无数次的冲动和渴望中积淀而成的。

《登幽州台歌》同时也表现了中国悲剧意识的基本特征。总的看来，与西方悲剧意识相比，中国的悲剧意识并不仅仅注重暴露人的困境，更不仅仅为人描绘出一幅绝望的前景，而是在暴露困境中又弥合困境，在彰显出绝望时又指引了出路。中国悲剧意识的这一基本特征既与中国文化的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相一致，也与执着与超越统一，此岸与彼岸统一，形上与形下统一的体用不二的传统哲学相吻合。《登幽州台歌》先是以“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呐喊暴露了人的价值困境，然后指出了融入“悠悠”“天道”的出路，而融入“天道”的方式就是在现实的生活情节中感受“天道”，或者说是在“天道”的观照下来感受现实生活的情节。这样，人生困境的暴露与弥合就在一首短诗中和谐地统一起来了。

王维《送梓州李使君》赏析

万壑树参天，千山响杜鹃。

山中一夜雨，树杪百重泉。

汉女输橦布，巴人讼芋田。

文翁翻教授，不敢倚先贤。

赠别之作，多从眼前景物写起，即景生情，抒发惜别之意。王维此诗，立意则不在惜别，而在劝勉，因而一上来就从悬想着笔，遥写李使君赴任之地梓州（州治在今四川三台县）的自然风光，形象逼真，气韵生动，令人神往。

开头两句互文见义，起得极有气势：万壑千山，到处是参天的大树，到处是杜鹃的啼声。既有视觉形象，又有听觉感受，读来使人恍如置身其间，大有耳目应接不暇之感。这两句气象阔大，神韵俊迈，被后世诗评家引为律诗工于发端的范例。

首联从大处落笔，起势不凡；颔联则从细处着墨，承接尤佳，不愧大家手笔。诗人展现了一幅绝妙的奇景：一夜透雨过后，山间飞泉百道，远远望去，好似悬挂在树梢上一般，充分表现出山势的高峻突兀和山泉的雄奇秀美。“山中”句承首联“山”字，“树杪”句承首联“树”字，两句又一泻而下，天然工巧。这两联挺拔流动，自然奇妙，画面、意境、气势、结构、语言俱佳。前人所谓“起四句高调摩云”（《唐宋诗举要》引纪昀语），“兴来神来，天然入妙，不可凑泊”（王士禛《古夫于亭杂录》），诚非虚夸。

作者以欣羡的笔调描绘蜀地山水景物之后，诗的后半首转写蜀中民情和使君政事。梓州是少数民族聚居之地，那里的妇女，按时向官府交纳用橦木花织成的布匹；蜀地产芋，那里的人们又常常会为芋田发生诉讼。“汉女”、“巴人”、“橦布”、“芋田”，处处紧扣蜀地特点，而征收赋税，处理讼案，又都是李使君就任梓州刺史以后所掌管的职事，写在诗里，非常贴切。最后两句，运用有关治蜀的典故。“文翁”是汉景帝时的蜀郡太守，他曾兴办学校，教育人才，使蜀郡“由是大化”（《汉书。循吏传》）。王维以此勉励李使君，希望他效法文翁，翻新教化，而不要倚仗文翁等先贤原有的政绩，泰然无为。联系上文来看，既然蜀地环境如此之美，民情风士又如此之淳，到那里去当刺史，自然更应当克尽职事，有所作为。寓劝勉于用典之中，寄厚望于送别之时，委婉而得体。

这首赠别诗写得很有特色。前半首悬想梓州山林奇胜，是切地；颈联叙写蜀中民风，是切事；尾联用典，以文翁拟李使君，官同事同，是切人。这样写来，神完气足，精当不移。诗中所表现的情绪积极开朗，格调高远，是唐代送别佳篇。

王之涣《凉州词》赏析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

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据唐人薛用弱《集异记》记载：开元间，王之涣与高適、王昌龄到酒店饮酒，遇梨园伶人唱曲宴乐，三人便私下约定以伶人演唱各人所作诗篇的情形定诗名高下。结果三人的诗都被唱到了，而诸伶中最美的一位女子所唱则为“黄河远上白云间”。王之涣甚为得意，这就是著名的“旗亭画壁”故事。此事未必实有。但表明王之涣这首《凉州词》在当时已成为广为传唱的名篇。

诗的首句抓住自下（游）向上（游）、由近及远眺望黄河的特殊感受，描绘出“黄河远上白云间”的动人画面：汹涌澎湃波浪滔滔的黄河竟象一条丝带迤逦飞上云端。写得真是神思飞跃，气象开阔。诗人的另一名句“黄河入海流”，其观察角度与此正好相反，是自上而下的目送；而李白的“黄河之水天上来”，虽也写观望上游，但视线运动却又由远及近，与此句不同。“黄河入海流”和“黄河之水天上来”，同是着意渲染黄河一泻千里的气派，表现的是动态美。而“黄河远上白云间”，方向与河的流向相反，意在突出其源远流长的闲远仪态，表现的是一种静态美。同时展示了边地广漠壮阔的风光，不愧为千古奇句。

次句“一片孤城万仞山”出现了塞上孤城，这是此诗主要意象之一，属于“画卷”的主体部分。“黄河远上白云间”是它远大的背景，“万仞山”是它靠近的背景。在远川高山的反衬下，益见此城地势险要、处境孤危。“一片”是唐诗习用语词，往往与“孤”连文（如“孤帆一片”、“一片孤云”等等），这里相当于“一座”，而在词采上多一层“单薄”的意思。这样一座漠北孤城，当然不是居民点，而是戌边的堡垒，同时暗示读者诗中有征夫在。“孤城”作为古典诗歌语汇，具有特定涵义。它往往与离人愁绪联结在一起，如“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华”（杜甫《秋兴》）、“遥知汉使萧关外，愁见孤城落日边”（王维《送韦评事》）等等。第二句“孤城”意象先行引入，为下两句进一步刻划征夫的心理作好了准备。

诗起于写山川的雄阔苍凉，承以戌守者处境的孤危。第三句忽而一转，引入羌笛之声。羌笛所奏乃《折杨柳》曲调，这就不能不勾起征夫的离愁了。此句系化用乐府《横吹曲辞。折杨柳歌辞》“上马不捉鞭，反折杨柳枝。蹀座吹长笛，愁杀行客儿”的诗意。折柳赠别的风习在唐时最盛。“杨柳”与离别有更直接的关系。所以，人们不但见了杨柳会引起别愁，连听到《折杨柳》的笛曲也会触动离恨。而“羌笛”句不说“闻折柳”却说“怨杨柳”，造语尤妙。这就避免直接用曲调名，化板为活，且能引发更多的联想，深化诗意。玉门关外，春风不度，杨柳不青，离人想要折一枝杨柳寄情也不能，这就比折柳送别更为难堪。征人怀着这种心情听曲，似乎笛声也在“怨杨柳”，流露的怨情是强烈的，而以“何须怨”的宽解语委婉出之，深沉含蓄，耐人寻味。这第三句以问语转出了如此浓郁的诗意，末句“春风不度玉门关”也就水到渠成。用“玉门关”一语入诗也与征人离思有关。《后汉书。班超传》云：“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所以末句正写边地苦寒，含蓄着无限的乡思离情。如果把这首《凉州词》与中唐以后的某些边塞诗（如张乔《河湟旧卒》）加以比较，就会发现，此诗虽极写戌边者不得还乡的怨情，但写得悲壮苍凉，没有衰飒颓唐的情调，表现出盛唐诗人广阔的心胸。即使写悲切的怨情，也是悲中有壮，悲凉而慷慨。“何须怨”三字不仅见其艺术手法的委婉蕴藉，也可看到当时边防将士在乡愁难禁时，也意识到卫国戌边责任的重大，方能如此自我宽解。也许正因为《凉州词》情调悲而不失其壮，所以能成为“唐音”的典型代表。

韦应物《滁州西涧》赏析

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

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

这是一首山水诗的名篇，也是韦应物的代表作之一。诗写于唐德宗建中二年（781）诗人出任滁州刺史期间。唐滁州治所即今安徽滁县，西涧在滁州城西郊野。这诗写春游西涧赏景和晚雨野渡所见。诗人以情写景，借景述意，写自己喜爱与不喜爱的景物，说自己合意与不合意的情事，而其胸襟恬淡，情怀忧伤，便自然流露出来。但是诗中有无寄托，寄托何意，历来争论不休。有人认为它通首比兴，是刺“君子在下，小人在上”；有人认为“此偶赋西涧之景，不必有所托意”。实则各有偏颇。

诗的前二句，在春天繁荣景物中，诗人独爱自甘寂寞的涧边幽草，而对深树上鸣声诱人的黄莺儿却表示无意，置之陪衬，以相比照。幽草安贫守节，黄鹂居高媚时，其喻仕宦世态，寓意显然，清楚表露出诗人恬淡的胸襟。后二句，晚潮加上春雨，水势更急。而郊野渡口，本来行人无多，此刻更其无人。因此，连船夫也不在了，只见空空的渡船自在浮泊，悠然漠然。水急舟横，由于渡口在郊野，无人问津。倘使在要津，则傍晚雨中潮涨，正是渡船大用之时，不能悠然空泊了。因此，在这水急舟横的悠闲景象里，蕴含着一种不在其位、不得其用的无奈而忧伤的情怀。在前、后二句中，诗人都用了对比手法，并用“独怜”、“急”、“横”这样醒目的字眼加以强调，应当说是有引人思索的用意的。

由此看来，这诗是有寄托的。但是，诗人为什么有这样的寄托呢？

在中唐前期，韦应物是个洁身自好的诗人，也是个关心民生疾苦的好官。在仕宦生涯中，他“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钱”（《寄李儋元锡》），常处于进仕退隐的矛盾。他为中唐政治弊败而忧虑，为百姓生活贫困而内疚，有志改革而无力，思欲归隐而不能，进退两为难，只好不进不退，任其自然。庄子说：“巧者劳而知者忧；无能者无所求，饱食而遨游。泛若不系之舟，虚而遨游者也。”（《庄子。列御寇》）韦应物对此深有体会，曾明确说自己是“扁舟不系与心同”（《自巩洛舟行入黄河即事寄府县僚友》），表示自己虽怀知者之忧，但自愧无能，因而仕宦如同遨游，悠然无所作为。其实，《滁州西涧》就是抒发这样的矛盾无奈的处境和心情。思欲归隐，故独怜幽草；无所作为，恰同水急舟横。所以诗中表露着恬淡的胸襟和忧伤的情怀。

说有兴寄，诚然不错，但归结为讥刺“君子在下，小人在上”，也失于死板；说偶然赋景，毫无寄托，则割裂诗、人，流于肤浅，都与诗人本意未洽。因此，赏奇析疑，以知人为好。